2月4日，九华立春祭在浙江衢州举行。鞭春牛是九华立春祭一个重头戏，是对农耕文化的再现。图为儿童扮演的牧童，唱着《鞭春喝彩歌谣》，鞭打春牛耕作。

　　2月4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的九华立春祭，在浙江衢州市九华乡举行。异于以往的是，今年的立春祭已从传统的民间仪式转变为一个集历史文化、民俗信仰、休闲娱乐、学术研讨等为一体的复合型节日体系。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热议：中国传统节日的生命力何在？我们又如何在急速变迁的社会中找到传统节日传承与创新的平衡点，从而安放大众的文化自觉、安抚大众的文化焦虑？

　　中国的传统节日以岁时节日为主，是农业文明的伴生物，是受天候、物候、气候的周期性转换影响，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具有某种特定风俗活动和仪式内容的时日。我国传统的岁时节日有丰富多彩的节俗文化链，记载着祖先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显示了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也反映了我国民众张弛有度、应时而作的自然生活节律。社会生活中，由于非常态的节日存在，才有了与日常的区别，人们在周期性的非常态体验中获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社会已逐渐被工业社会、互联网社会所替代，科学话语的介入不断地冲击着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传统节日创立和存活的原生态水土逐渐式微。用网络流行话语来说，几乎所有的节日都被过成了情人节和购物节。这句调侃隐喻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在当下步履维艰的原因——节日的同质化倾向严重。

　　不同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政府、社会资本、学者、媒体等在不同的目的导向下，积极推动传统节日文化的复兴，重塑民族文化自信。为了扩大传统节日的影响力，“地方性”与“去地方性”的结合成为了当下地方社会复兴传统节日的最主要手段。比如在九华立春祭中，“地方性”指以向春神敬献花篮、诵祭文、唱祭谣、鞭春牛等为核心的传统祭祀仪式；“去地方性”则指以卡通角色扮演、春神冒险游戏、年糕制作体验等娱乐性、消费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市集。

　　尽管“去地方性”的做法被一些学者批判为“伪民俗”，但是笔者认为，“伪民俗”不如“新民俗”准确，这是在原有的节日功能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做出的积极调试，让一些失去现代意义的传统文化再发挥光与热。需要警惕的是，这样的做法仅仅是对濒危传统节日的“临终关怀”，只能在短时间内起到作用。要想激活传统节日文化的持久生命力，更需要重视文化自有主体的力量，充分尊重和发挥文化自有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

　　作为饮食文化、服饰文化、文学艺术、道德规范、民间信仰的集合体，传统节日的复合性特点使其超越了时间限制，成为容纳多种主体、多种社会资源的载体和运作领域的文化空间。在文化空间的多重参与主体中，文化自有主体——地域民众是最重要的传承者。地域民众的认同何来？答案隐藏在节日的仪式感之中。

　　并不是只有传统的、原始的仪式才能建构起我们对于传统节日的仪式感，活态传播和继承往往能更好地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和生活需要。

　　首先，节日仪式的传承应遵从活态性。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节日，是民族社会生活中的创造物和传承物。它是由于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是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完善和变更的。”当节日发生的社会语境发生了转变，其功能也应适应新的社会生产、生活机理和民众诉求。春节作为目前生命力较强的传统节日之一，其节日习俗的传承与创新给予了我们复兴传统节日的启发和经验。自古以来，春节仪式的内容变化并不大，但形式却日新月异。当下，微信红包代替了纸质红包，群发祝福代替了走亲拜年……有人质疑这是削弱传统仪式感的行为和现象，但这又正是不同时代背景下对原有仪式的传承和发展。如果没有这样的创新和发展，原有的仪式不具备与时俱进、自我更新的功能，被淘汰、消亡也是正常的。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节日仪式的“本真性”“原生态”，不顾及当代社会的语境，传统节日就无法嵌入当代民众的生活。

　　第二，节日仪式的展演应重视公共性。一方面，节日文化通常是一个民族生活文化精粹的集中展示，仪式表达了地域民众共同的信仰，具有创造民族集体感、社群归属感和群体认同感的作用和功能。另一方面，公共性来源于国家和社会的认同。在过去的20多年里，随着国家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传统节日通过法定节假日的形式被正统化。

　　理想的传统节日发展状态是，利用节日仪式引发人们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思考，通过新仪式来解决当下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今年支付宝推出的“集五福”活动中，新增了扫描亲友的面孔和手势来集福的环节，目的是让大家能有更多的机会面对面地沟通，而不仅仅是沉溺于手机交流。这种利用传统节日的时间和空间，凭借新的节日仪式来传递民众情感、满足不同社会需求的做法，是实现传统节日经久不衰的生命力之所在。